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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贪污了多少东西?为什么他还能第二次崛起?

类别:风云人物
更新时间:2023-02-12 08:00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李侍尧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清朝名震天下的贪官大老虎是有的,和珅不就是么,满人贪官登峰造极,但汉人也不差啊,李侍尧就是位居和珅之下的天下第二贪官,这两个贪官都是能办事,会做人,会奢侈享受人间极乐的人,和珅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李侍尧就输在身材上,为人短小,精干,就像曹操,或者徐阶,虽然矮了点,但不妨碍成为贪污界的巨人啊!

  贪污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饭桶,这个令人厌恶,如果一个人不这么清廉却非常能干的话,好像受到平民的吐槽少一点吧,如果蠢如猪却又猥琐贪鄙的话,肯定会被喷死。

  乾隆四十五(1780年)年正月十二,元宵节之前的紫禁城一片欢腾和忙碌,虚岁七十一的老皇帝仍然康健如常,并且程开始了自己的第五次南巡。

  如果说前几次南巡还有那么点儿实际意义的话,此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离开烦闷的北京,出去溜达一圈。

  出去玩之前,乾隆有个心病,因为有一个不识相的人举报了他的爱将--李侍尧。

  海宁,也是煊赫世家,其父是陕甘总督伊尔根觉罗氏明山。

  几年前,明山因为编瞎话糊弄皇帝,被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后来在新疆仕途有所起色,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海宁虽称不上平步青云,但是一路走来却也顺利。

  乾隆四十五年初,云南粮储道任上的海宁接到吏部一纸调令,命其北上署理奉天府尹。

  云南粮储道是清代管理云南府、武定府以及全省漕粮储运等事的道员,秩正四品,奉天府尹是正三品,且是满人升迁的要职,可以说,如果此任做得好,很容易跻身督抚大员了。

  按照清代定例,地方大员履任之前,要向进京拜见皇帝。

  海宁到北京,前后两次入养心殿面圣,在皇帝问到云南地方吏治的时候,他一直满口称是,说时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为人干练,办事勤谨。

  说上司操守好,本是清代地方官的一个惯例。

  因为下官虽有监督上官的责任,但是除非你有实锤举报,否则皇帝不将你的长官治罪,你回到任上会很难过。海宁两番回答,倒是也未见得什么不好。

  但是问题就出在,海宁在面圣之后,私下跟军机大臣八卦吐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始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料,说他在任上并不干净,贪墨成性之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于李侍尧的抱怨再传回到皇帝的耳朵里,乾隆可就不高兴了,先把海宁叫来一顿训斥,并要求军机会商严审此事。

  为什么李侍尧的操守问题,会如此牵动乾隆的神经,以至于让老皇上在临出门南巡之前,要亲自下令收拾此人呢?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李永芳四世孙。乾隆元年(1736),以恩荫的方式踏入仕途。

  乾隆八年到二十年,先后历任印务章京、副参领、参领、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右侍郎 、署广州将军等职;乾隆二十一年,升任两广总督,自此以后,李侍尧成为了一名权掌封疆的大吏,历任两广、湖广、云贵等地总督。

  此人在任上办事麻利,常有果断之举,为乾隆皇帝所赏识,然而他在当时的官员群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送礼。

  办事出色很重要,但会做人更重要,乾隆就看着两点,纪大胖子就是办事不行,不会看脸色,被乾隆疯狂蹂躏多次,而李侍尧就不用担心这点,只要两点做到位了,贪污这罪名算毛啊!

  皇帝会圈定有资格进贡人员的名单,大体上说,除了有进贡指标的织造、盐政、关差,其余基本都是王公贵胄,地方大员。

  地方督抚,常贡、例贡一般是三大节,也就是元旦、冬至、万寿庆辰,还有皇帝有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比如出巡、秋狝,或者你自己有高兴事儿的时候,比如进京进京陛见、谢恩、迎銮。

  乾隆时期,地方上下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加之乾隆后期又爱收礼物,各种进贡就非常频繁。

  乾隆是声色之人,文玩清供、书画珍宝、钟表玉石,无一不爱。所以除了土特产、茶、果、文房之外,土贡还包括了花贡、灯贡、烟火贡、鸟兽贡。

  到了后期,非土贡的项目可谓无所不包:金、银、各种玉器、古玩、书画、瓷器、铜器、陈设、绸缎织物、皮张、洋货,不一而足

  跟今天给女朋友送礼一样,只要皇帝喜欢就好。

  乾隆中后期,第一进贡大户,就是我们的主角李侍尧。从乾隆十九年到乾隆五十四年就有155次进贡,这还不算他在皇帝出巡的时候零星送的贡品。

  也就是说,他每年平均进贡5-6次,平均两个月进贡一次,这个频率,即便是今天的最佳男友,可能也做不到。

  而且李侍尧的每次进贡都不是单一物品,上贡少则数项,多则百余项,珍奇异宝数不胜数。这些现在我们都有按克买的东西,李侍尧以几十件为单位送给皇帝,而且视为惯常。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般人,上贡的贡品,有30%左右会被留下,称“赏收”,剩下的会被驳回,但是那时候没有七天无条件退款,就算是皇上试穿了,没剪吊牌,也不能退换,所以该买还是得买。

  李侍尧贡品的赏收率比较高,就宫中留存贡单记载的,总数为2413种,赏收1694种,驳还719种。除去方物贡,总共2082种,赏收1365,驳回719种。

  我们算算,李侍尧当时哪儿来的钱,给皇帝置办这么多好东西呢。

  想也不用想,就是贪污了,但乾隆要处理李侍尧的话,不是自打耳光吗?但众目睽睽之下,海宁的吐槽和举报,已经满朝文武皆知,不处理是不行了。那么就装装样子,雷声大雨点小,事后境迁就算了吧!

  乾隆决定突审李侍尧,可谓是又快又狠,得到海宁的供词时,他已经行到德州。

  为了迅速查处李侍尧,他启用了年仅三十的户部侍郎,也就是后来权势滔天的和珅,会同刑部侍郎喀宁阿,面谕二人为钦差,速至云南府调查李侍尧贪墨一案。

  同时,寄信湖南巡抚李湖,命令封锁山东到昆明的一切信息通道,势必要查李侍尧一个措手不及。

  在山东行在,乾隆皇帝找来了随营的江南提督李奉尧,也就是李侍尧的弟弟,以及李侍尧两个儿子来问话,三个人知道大事不妙,跟皇帝面前甩了一番的锅,然后摘下帽子,连连叩头。

  此番情景,被李侍尧派到山东送折子的云贵督标千总陈连升看见。陈算是忠心李侍尧的,他凑过去跟李的两个儿子问安,二人问他李侍尧是否尚在省城,他说在。

  此时陈连升心里似乎有了数,想连夜赶回昆明报信。跑得他的骡子腿都折了,他就想用官府发的马牌去驿站借马,结果在湖北澧州被逮了个正着,乾隆皇帝看了审问情形,称其“甚为可恶”,要求从重治罪。

  对李侍尧的调查分为两个小组,一是南下的和珅一组,一是留在北京的英廉一组。

  巧的是,和珅正是英廉的孙女婿,也是借着英廉开始在官场得势的。二人的办事方式迥然不同,英廉因循谨慎,因此被乾隆责备多次,和珅果断利索,料理此案后,颇得皇帝赏识。

  在北京的英廉主要审理李家在京的家人连国雄、八十五。正月,李侍尧因要办“万寿贡”,交家中白银五千二百两,又以修葺房屋为名,刚刚命亲随张永受从昆明送了七千两银子回京。

  关于银两数量,英廉折腾了好几次没有审明白,甚至连“八十五”此人到底是不是叫“七十五”(满洲人习惯以数字起名)也没搞清楚,惹得乾隆皇帝大为火光。

  不过所幸的是,英廉对李侍尧在京家产查得比较具体,方便了皇帝接下来抄家。

  那边厢的和珅就利索多了,他到了昆明之后,并没有——也不敢直接对李侍尧下手,而是拘捕了他的亲随张永受。

  李的钱财出入,基本上都经过张永受之手,加之此人本身也不干净,刑讯之下将实情全盘托出。但是和珅毕竟是聪明之人,他应该还是选择了一些能上报上奏,而且通篇,没有提“办贡”二字。

  第一,李侍尧收受贿赂,庄肇奎银二千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共银一万六千两。

  第二,汪圻的五千两,本是送了三柄金如意,李侍尧没收,变价之后李收下了。

  第三,借口修屋索贿,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

  第四,李侍尧令张永受拿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奎,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银二千两。

  最后,大概和珅是恨李侍尧的,临离开云南时,又上奏补了一刀。说他在审理命案的时候,将赃款“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改成了“金六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因此追缴赃款的时候仅将“银七千五百两全数实解”,侵食了五百余两黄金。

  这五项罪状中:贪污、侵占、索贿、欺君都占全了,再加上还出现了总督“带货”这种荒唐事,乾隆皇帝怎么可能不龙颜大怒。

  李侍尧认罪后,其家产被做了一番处置,搜出的未及上贡的贡品自不必说,还有就是各类丝织品、生活应用之物,但并无逾制之嫌,虽强于寻常人家,也不算极尽奢华。

  比较可观的是李侍尧名下房产的处置:其中一所李侍尧新盖房屋,“共一百四十三间,内成造未完房六间,其余大小房间游廊亭子共一百三十七间俱已完工。”对这一处新房尚未入住,六月二十一日做出最终处置:“所有李侍尧入官中所房屋一处,著赏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也就是给乾隆皇帝的女儿作了嫁妆。

  这一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五岁,刚刚被皇帝赐了名字,指定为驸马。

  剩下的房产共有二十八处,共计六百八十八间,地基四块,遍布京城,不但四九城都有,且远至海淀。

  可见李侍尧在给皇帝买礼物的同时,确实没有亏了自己。这些房产被内务府记名变卖,价值两万一千余两。

  也就是说,钱最后还是进了皇帝的私人金库。且卖房的方式比较时髦,由京城官员认购,首付房款的一半,接下来的按年从俸禄中扣除,应该算是今天房贷的原始形态了。

  关于李侍尧本人的处理方式,乾隆皇帝下督抚集议,也就是让各省督抚大员都提提处理意见。奏折大体分成四类:

  第一,从重处理。应如大学士九卿所拟从重改为斩决,为大臣者戒。这是大多数封疆之吏的意见。

  第二,自我纠察。除具折呈奏李侍尧拟罪之外,附加各自府衙原有设立买办情况及有无情弊。

  第三,模棱两可,仅江南河道总督陈祖辉一人,大体就是投了弃权票。

  第四,为李侍尧求情,认为要从宽处理,仅安徽巡抚闵鹗元一人。他认为:“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有为,实为中外所推服”,“李侍尧晚节有亏而勤劳久著,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予处决”。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在集议后的两个月,皇帝颁布了将李侍尧从宽处理,即定为“斩监候”的上谕。

  斩监侯虽然有个斩字,但是表明了皇帝的态度,就是不想置他于死地。遇赦则赦,不但命保住了,还有重新上位的希望。

  上谕中,乾隆帝轻判有两个缘由:第一,李侍尧身为国家重臣,不能轻易斩杀。第二,皇帝称自己:“临御四十年,一切人情物理,何事能逃朕洞鉴。”所以自己对李侍尧非常了解,他能力出众,且忠于皇帝。

  说白了,就是“朕就不想让你死”。

  皇帝缘何认为李侍尧“忠”呢?常年大量、精心的贡品,在其中应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乾隆皇帝心里清楚的是,李侍尧勒索来的钱财,多半是花在了自己身上。

  所以说,最初让他以身犯险,强行索贿的是进贡,最后后让他保住性命的,还是进贡。

  其实,所谓的廷议与其说是督抚们就这件事发出议论,不如说是督抚都在揣度上意。

  为什么多数人要求惩罚从重呢?无非是表现自己对于贪污的深恶痛绝。而乾隆皇帝并不想重治李侍尧,这还是李侍尧为人机警,再加上和珅也是极有心计之人,他给李侍尧搜罗的罪状,客观上帮助了李侍尧躲过一劫。

  先说一个乾隆二十二年的案子吧。

  当年,云贵总督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为了向皇帝进贡金手炉,向下属派购黄金的价钱不公道,以致全省沸腾。郭一裕惧怕事发牵连自己,先发制人进行密奏。

  乾隆帝派钦差刘统勋前往查案,恒文供出是郭一裕出主意打造金手炉送给皇帝,并非仅本人压价购买黄金。问题是郭一裕不承认给皇帝送礼,而恒文却死称为了给皇帝送礼。

  最后,恒文赐自尽,郭一裕革职,但是几年以后就特恩去作河南按察使了。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也告诉李侍尧,如果贪腐案发,责任一定要自己扛下来,万万不能说自己是为了买礼物给皇帝,把锅甩给皇帝。

  为人臣子的要知道,皇帝是一个锅都不会背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皇帝在听闻官员中有人议论李侍尧贪腐的时候,反应如此敏感。

  因为李侍尧是乾隆朝第一进贡大户,他如果有贪污之名,势必让人联想到与常年大规模进贡有关,也就是“奉旨贪污”。

  此种议论不发则已,乾隆皇帝也可以假装不知道,一旦形成风评,皇帝如果再无所作为,显然就承认了,自己的骄奢是下属们贪腐的源头。所以,必须迅速查办。

  李侍尧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从和珅、喀宁阿到云南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提过关于办贡的半点关系,只是表示认罪:

  “我身为汉军世仆,以大学士仍管总督,恩遇之隆,委任之重,实为逾分。在外二十余年,并不敢有贪婪之事。调任云南竟收受属员馈送,总是我福薄运尽,不能仰承厚恩,以致天夺其魄,为人所愚,悔恨无及。惟求皇上将我速正典刑,以为贪墨负恩者戒。”

  李侍尧的此番说辞,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检讨,要点有以下几个:感恩皇帝;我之前没有贪污过,暗示贪污和办贡无关;我是自己思想问题,才收受贿赂的;希望皇帝严惩。

  这几个环节下来,不但将皇帝的责任摘的干干净净,而且三观极正。

  所以这就暗示着,李侍尧宦海的第二次崛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为乱,乾隆帝派遣大学士阿桂前去视察,特旨授予李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前去甘肃管理军事。

  乾隆五十年,李侍尧被实授为湖广总督。

  乾隆五十二年,入朝觐见乾隆帝,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清廷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

  乾隆五十三年,台湾平定之后,乾隆帝再次下命将其图像挂于紫光阁,位列前二十功臣。同年十月,李侍尧病逝,谥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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