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儒：三国历史上最被人们所遗忘的顶级谋士！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刚结束，我从华东野战军第八野战医院被抽调到三野后勤部政治部政训队培训，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渡江后，政训队住苏州木渎镇，学习城市政策，掌握旧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姓名、住址、电话等内容。

1949年5月下旬，正是黄梅季节，几乎天天下雨，很少见到阳光，我们都是从北方过来的军人，穿的是山东大娘做的底子很厚实的老土布鞋，终日在雨天湿滑的道路上行走，内外湿透，非常不利索，大家都想买双雨鞋穿。但参军多年，享受的都是供给制，从未发过钱，身无分文。

解放上海战士睡马路

车到山前必有路，想得快不如来得快。此时，宋庆龄女士慰劳所有进城解放大军，每人发一斤猪肉，时价为5角一斤；同时，为欢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市长决定也为每个军人发放一斤猪肉；紧接着部队第一次发放津贴(当时我们叫薪水)，每人6角钱，三笔加起来共计1.6元。战友们多来自贫困家庭，1.6元也让大家感到兴高采烈。

不过，一下子拿了“那么多钱”，怎么花？用在什么地方？大家伙七嘴八舌，最后一致认为，当前最急需的是雨鞋。主意已定，几个人相约利用休息日去买鞋。好不容易盼到了休息天，我们从霍山路出发，看见有买雨鞋的店铺就进去讨价还价一番。有些店主看到我们这些“土老帽”，要价很高。我们也推选了能言善语的战友来砍价。对我们来说，少花一分钱也是好的，就这样兜兜转转，讨价还价，一路来到宝山路的老北站，总算买到了比较称心的低帮雨鞋，每双1元3角。

上海民众夹道欢迎解放军

后来，我分配在三野后勤部接管三处，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军队逃跑后所丢下的后勤物资，诸如棉被、雨衣、布匹、米面油盐等等，大型军库为存取方便，都设在西藏路苏州河两岸码头附近，我们接管人员一律在库内看管，房间里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搅得人无法入睡。领导发现后，给每人发了一块大纱布，我们就用它从头到脚将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可蚊虫无孔不入，照样从纱布的缝隙处钻进来，根本阻挡不了它们。我做梦都想着哪天能有一顶蚊帐来抵挡这可恶的虫子。

机会果然来了。进城后，部队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除增加伙食费，干部还发香烟，“排干”每人发6包飞马，连营干部每人发8包大前门。我是个排干，才20岁，不抽烟，所以就将烟送给排里会抽烟的同志。本来我赠烟的行为属于“友情赞助”，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但那些同志过意不去，就把他们分到的大纱布裁剪下一些送给我，说是礼尚往来。得到这些纱布后，我高兴极了，赶紧拼拼凑凑做了顶蚊帐，总算能抵挡上海的蚊虫叮咬了，从此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想不到一双雨鞋、一顶蚊帐——这些现在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一般生活用品，却成了我这个北方人很快融入大上海生活必不可少的两大珍贵物品，并实实在在地帮助我愉快、健康地度过了那段既艰难困苦，又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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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上旬，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黄维兵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团团围困于淮海战场的双堆集附近地区。为了尽快瓦解和消灭敌人，我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对敌发起了强大的心理攻势。

在我军包围中，国民党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部及两个团被困在双堆集以南小王庄地区。八十五军原系蒋之嫡系汤恩伯、王仲廉旧部，1948年11月27日，该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后，引起该军残部极大的震动。二十三师在我军连续打击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官兵们饥寒交迫，全师上下人心混乱，思想动摇，处于一触即溃的地步。

淮海时期的刘伯承

12月8日，敌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突然收到刘伯承司令员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与黄百韬兵团遭同一命运耳。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材，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若能如此，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生命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贵军覆没命运亦铸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危迫，幸早作抉择。

刘伯承剧照

黄子华接到这封信的同一天，也接到好友原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的亲笔信，劝他顺应天意民心，早日弃暗投明。黄子华瞻前顾后，思忖再三，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当天即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家属，叫他们整装返回湖南老家，同时召集心腹共商投降事宜。10日晨，黄子华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会上黄向大家宣称：“我不想做大家的罪人，你们各有妻子儿女，如果再打下去，眼看将有许多孤儿寡妇向我要人，所以我决定向共方投降。过去后可受宽待，以后去留听便，愿回家的绝不刁难……”讲罢痛哭不已。

黄的投降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当日上午，黄子华即率残部五千余人向我军缴械投降。该师的投降，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被围的国民党军队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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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地方打伏击乃兵家大忌，但刘伯承将军创造了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同一山沟连续两次设伏歼灭日军的经典战例，并命名为“重叠待伏”法。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汤恩伯抗日：南口战役立奇勋的国民党大佬

汤恩伯(1898年9月20日——1954年6月29日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浙江金华人，黄埔系骨干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0月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大捷。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1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战役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国共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任台北总统府战略顾问。1953年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但数月后被免职，后经友人协助，迁居东京都。

1900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汤恩伯村。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恩伯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介石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任剿共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恩伯祖坟，蒋介石介石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初，率89师由江西进攻福建人民政府，1月13日攻入福州，2月任赣粤闽鄂剿共军东路军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夏，接连击败红军，攻克苏区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石城县，11月，汤恩伯部陈大庆旅率先突入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4月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省集宁县，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在河北漳河南岸阻击日军，掩护河北国军转移。10月底率第13军驰援晋绥第二战区，参加子洪口战役。

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春夏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年底参加冬季攻势，斩获颇丰。

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冬，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1、2月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会战结束后，华北日军对汤恩伯恩伯衔恨甚深，以汤恩伯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汤恩伯恩伯曾组织所部展开救灾运动，赈济粮食，收养灾童，接济学生。

1943年，河南旱灾、蝗灾严重。汤恩伯恩伯再次发动所部节食救灾，并发动军民抢修黄泛堤防。2月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11月蒋介石介石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初独山县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恩伯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会战。4、5月份以一部参加湘西会战。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5-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

1946年2月加上将衔，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加上将衔。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恩伯恩伯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

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县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参与指挥金门战役，月底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台北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中国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病。6月29日在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去世，一说是被日本医生谋杀。后军衔被追赠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台北县南宫壶山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为其送葬。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